利用矛盾、反間、離間等謀略，巧妙的借用別國的力量，來擊敗敵人，并能保存自己的實力。曹操借孫權(quán)殺關羽、鄭桓公借刀誅敵均為經(jīng)典。
說起紅學界大家，今人首先會叫出一個人名叫做吉女冒（對作古之人評頭論足，必然引起很多讀者反感，這里憑空杜撰一個子虛烏有之名，只為發(fā)博便利），其實，早些年，他在紅學界算個屁，胡適直接批評他，說他沒有文學功底，不懂歷史，不能研究紅學。
1964年8月18日，先帝在北戴河與哲學工作者座談，特別指出：“《紅樓夢》寫出二百多年了，研究紅學的到現(xiàn)在還沒有搞清楚，可見問題之難。有俞平伯、王昆侖，都是專家。何其芳也寫了個序，又出了個吳世昌。這是新紅學，老的不算。蔡元培對《紅樓夢》的觀點是不對的，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?！?/font>
先帝點名冊封的紅學家中，連半個吉先生都未提到，可見其人之渺小卑微。
然而，對于一個一心要占領山頭的吉先生來說，這無疑是莫大恥辱，自己寫了那么厚的《十二釵新證》（此亦化名書題），居然連那個資本家出身的俞平伯都不如，于是乎，因妒見恨，由恨生仇，引仇入恨，自恨更妒，遂起亡他之心，方有此借劍殺人之計。
當日“靖本”離奇失蹤，至今人們都怪罪俞平伯沒有及時采取措施，第一時間與毛國瑤或靖應鹍面晤目驗。其實，俞平伯經(jīng)歷1954年風波后，對新新中國有著自己的認知，言行十分謹慎，再加上那個時代的信息與交通的不便，或許有些遲疑并非個人所能承擔，靖本失蹤之后，有人就一直表達存在疑點，最終這些小道消息傳到酷愛《紅樓夢》的太后耳中，后果大家都基本知道，在稍后的“文革”里，毛國瑤、俞平伯接受怎樣的打擊與折磨表不到這里。
八十年代，撥亂反正，改革開放，俞平伯從幾十年的階級斗爭中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走出來，還沒容風光一把，吉女冒又在香港的一家影響極大的雜志，發(fā)表了文章，繼續(xù)談論靖本失蹤問題，雖然沒有點名，而文章中的“某某某”，就像本人發(fā)文不提某人名字一樣，讀者一看就知矛頭所向，文章只此攻擊也算清凈了，然而并未就此罷休，作者聲稱要像中央領導寫信揭發(fā)。
唉，以前誰傳遞的子虛烏有消息給江青，那是無跡可尋，瘋狂的年代也已經(jīng)過去，只是俞平伯大概沒被整死，有人不愿意感受泰山壓頂?shù)淖涛?。在香港發(fā)文，這正是借劍殺人的補刀，中國人都明白“此地無銀三百兩”的典故。
經(jīng)受過無數(shù)風雨的俞平伯，面對無端的攻擊與誹謗，卻不敢高調(diào)明辨，只能無奈地說了一句：“人品啊！”
俞平伯之所以有這樣感嘆，不獨這起發(fā)文風波，早在二十多年前，自己對靖本的研究，還未正式發(fā)布的時候，那個吉先生，就把靖本的150條獨有批語率先在香港發(fā)布了，文章一出，海內(nèi)外嘩然，自然很多成果，一下子就變成他的了，因為，這150條批語，是毛國瑤摘抄的，完全可以說跟你俞平伯沒有任何關系！
如果說有關系，那就是其中關于批語認識的“棠村”，毛國瑤摘抄的批語中，有一條落款“常村”的，最早俞平伯認為，這個“常村”，很可能是“棠村”抄誤，因為甲戌本存在批語提及“棠村”，他猜想，或許存在聯(lián)系，另外一點，他認為靖本批語中提到的“杏齋”，很可能是“枩齋”抄誤，因為已知抄本中，有發(fā)現(xiàn)“松齋”落款的批書人。
吉女冒在香港發(fā)文的時候，指出了“棠村”一說，舍棄了“枩齋”內(nèi)容，因當時發(fā)文引起整個海內(nèi)外學界的震撼，所以，至今大多數(shù)人還以為“棠村”是吉先生慧眼獨具的推斷。
所以俞平伯憤懣難平，轉(zhuǎn)眼幾年過去，一命嗚呼，這吉先生就此站了出來，幾個捧屁歇斯底里一喊，也就如愿以償做上了紅學第一人的交椅了。
